
粟裕可是新中国特别有名的开国大将呀,他立下的战功在整个军队里头那都能排在前面呢,好多人都特别崇拜他。但话说回来呀,所有这些个荣誉和功勋呀,那可都是拿命拼出来的哟。
他这一辈子身上负过六次伤呢,光脑袋就挨了两回子弹,而且还有三块弹片一直留在脑袋里头没取出来呀,就因为这,头疼的毛病跟了他好几十年。粟裕逝世之后,家里人在他的骨灰里头发现了那三块弹片,真的很难想象粟裕以前都遭受了啥样的罪呀。
可对粟裕自个儿来说呀,身体上头疼这点事儿,那都比不上心里头的难受劲儿呢。他心心念念就想把自个儿的名誉问题给解决咯。打从1958年被错误批判了之后呀,粟裕后半辈子就一直被人扣着顶“帽子”呢。他也多次琢磨着要给自己讨个说法,把名声正过来,可惜呢,一直都没个啥结果。就这么着,一直到他去世,都没能等来平反的那一天呐。
粟裕心里头因为这件事结的疙瘩得有多大呀?1982年张爱萍去探望他的时候,粟裕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起来了。张爱萍当时那可是特别直率地讲:“别这么没骨气呀,干脆就痛痛快快、直来直去地找他唠唠呗!”
粟裕以前被批判,这到底是咋回事呀?
1958年5月24号那天,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了第一次小型会议。会上彭老总讲了,主题就是整风和整编这两大块内容,当时说的话也没啥过激的地方。可谁能想到呢,从26号开始,粟裕就察觉到情况不对劲儿了,好家伙,感觉所有事儿都朝着自己来了,而且那势头特别猛,特别凶,一下子就把他给整懵了。
说实在的,这些人和粟裕压根儿就没什么私人方面的仇啊怨的呀。就是在干活的方式这块儿呢,有那么一些矛盾存在着。以前像黄花塘那档子事儿啦,还有让聂荣臻挨批评那事儿啦,去苏联访问结果忽略了外交纪律那事儿啦,志愿军撤军时候出了些纰漏那事儿啦,这些事儿全被人给翻出来了呀。粟裕在那会儿一下子都不知道该咋整才好了呢。
可话说回来,在原则性的问题上,粟裕那是坚决没低头呀,就因为这,一直都没能过得了关。实在没辙了,他只好去申请关起门来反思自己的所谓“过错”。那几天的工夫,他心里头紧张得要命,血压一下子就蹿到了240,整个人都迷迷糊糊的,状态差极了。
就当时那个情况呀,粟裕既没办法也不情愿去写检讨嘞,那咋办呢?他就只能把盼头都搁在妻子楚青的身上喽。
楚青一开始压根儿就不知道丈夫遭遇了那些不公平的事儿。他俩都有各自的工作,作息时间也不一样,为了能让对方好好休息,不互相打扰,平常经常都是分开睡的。
那天楚青正打算去单位上班呢,粟裕把她给拦住了,还递过来一些材料,跟她说:“今儿个能不能请个假帮我个忙呀,我这儿出了点儿事儿,这会儿头疼得要命,就跟要炸开了似的。你先瞅瞅这些材料,帮我写份检讨呗,能过关就行啦,我现在这状态根本写不了,也狠不下心来写呀。”
楚青瞅见丈夫那副憔悴样儿,可吃惊坏了。等把材料都翻看了一遍后,心里更是疼得不行。她这人呐,在政治敏感度这块儿比粟裕还要高那么一点儿呢。她心里清楚啊,要是这检讨老是通不过去,说不定就又得给扣上一顶“不愿悔改”的大帽子,到时候矛盾可就闹得更大啦。所以呀,楚青干脆把别人给批的那些个“罪名”,全都自个儿给揽到身上咯。
粟裕瞧见那情况的时候,一下子就泪流不止了。他瞅着楚青就问道:“咋把我写成这样啦?你咋能这么看我呢呀?”楚青呢,也实在是没辙呀,结果俩人就抱在一块儿哭起来喽。
到最后呢,就靠着这份写得挺“深刻”的检讨,粟裕总算是过了那一关。但打这往后啊,粟裕这么个军事本事超强的厉害将领,就慢慢退到二线去啦,再也没再干过那种手里有实权的重要职位喽。
这些个权力上的事儿啊,粟裕压根就没太放在心上,可他就盼着自个儿能清清白白的呀。就因为这,后来他好几次给中央写信去说明情况、申诉冤屈呢,可哪承想,那些信就跟扔到大海里似的,一点儿动静都没有,一直没个回信儿啊。
1978年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,打这起,第二代集体领导班子就慢慢成形啦。那时候,陈云、黄克诚他们负责给那些冤假错案平反呢。粟裕瞅见这情况,心里头可就有盼头啦。
在全党里头,黄克诚那可是出了名的公正无私呀。他瞅见粟裕的申诉信之后呢,就主动站出来说,当年那事儿啊,确实是给批错啦。然后还专门组织了人去调查呢,可到头来呀,一直也没能把这事儿给落实好咯。
1979年的时候呀,一直特别赏识粟裕的叶帅就找到了粟裕,跟他讲说现在这整体的大环境可比以前宽松多啦,以前那些个遗留的问题呀,现在可以着手去处理处理啦。而且呢,这事儿邓公也是点头同意了的,就叫粟裕写一份材料然后交上去呢。
叶帅那可是个言出必行的人呐。就在同年的10月6号,他在粟裕的相关材料上写了批示,内容是这样的:“在1958年开的军委扩大会议,对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做检查总结,这事儿确实有必要。不过呢,那次会议也出了些错误呀,我就寻思着,总政能不能组织一帮人,好好地、认真地去落实一下,好好研究研究这事儿呢。”可谁能想到啊,就叶帅都亲自去过问的这事儿,到了总政那边,居然就没了下文,啥动静都没有了。
粟裕那时候身体已经有点欠佳了,他可不想就这么一直干等着呀,于是在1980年刚开头的时候,就接连去拜访了聂帅和徐帅这两位老帅呢。聂帅就讲啦:“当年说的那些话呀,确实是有点太拔高、太上纲上线啦,这事儿确实得赶紧给解决咯。不过呢,我到现在还没收到总政送过来的报告呀,等报告一到我这儿,我肯定会帮你出面说说话的。”
徐帅都说得给平反呢。好几位军队里挺有分量的人物也都是这么个看法,可这事儿就是推不动啊。没办法了,粟裕接着就给叶帅、陈云写信,结果得到的回应是卡在总政那儿动不了啦。
粟裕心里大概琢磨着是总政那头出状况了,于是就叫秘书帮着起草一份文件,文件里写着:“去年十月份的时候,我针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那档子事儿,已经向中央递上了申诉报告啦。我就盼着总政呢,在这报告有了结论之前,能把和我相关的那部分内容,拿来给我瞅瞅。”
那时候管着总政这块儿的是韦国清呢,把那份新弄出来的材料交过去以后呀,压根就没掀起啥动静来,就跟扔水里没起一点水花似的。
1980年7月份的时候,粟裕因为生病住进医院了。在住院期间呀,他老是催着身边那些工作人员呢,让他们去打听打听自己那份报告到底进展到啥程度啦。
韦国清的秘书有一回倒是给了个回话,就讲总政那边正在想法子解决呢,可1958年那档子事儿牵扯的人太多啦,得小心谨慎地去处理才行。总政里头黄玉昆副主任、甘渭汉副主任、张伯祥副部长他们都掺和到这件事里了,到现在为止,大家伙儿的意见也没统一起来,等商量出个结果来,会另外再通知的。
不管啥事儿,只要负责这事儿的人多了起来,那互相推诿、踢皮球的情况就容易冒出来。就像粟裕那时候都生着病呢,还着急忙慌地催着甘渭汉去帮忙处理一件事。可谁能想到啊,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月,最后等来的回复居然是“这事儿进展得不顺利,得让中央来拿主意做决定呢”。
1982年那会,粟裕以前的老部下张爱萍到医院去探望他。这俩人呐,脾气挺对路子,而且都经历过不公平的事儿,所以凑一块儿就有老多能唠的共同话题啦。
粟裕说着说着,心里觉得委屈极了,眼泪忍不住就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张爱萍在旁边瞧着,心里不落忍呐,就板着脸劝说道:“哭啥呀,可别这么没骨气,干脆痛痛快快、明明白白地找他唠唠呗。”
张爱萍他儿子张胜把这事儿记在《从战争中走来 两代军人的对话:张爱萍人生记录》这本书里了,那可信度挺高的呢。不过张胜可没说那个“他”具体是哪位呀。你想啊,粟裕那可是百战将军,天不怕地不怕的,能让他委屈得掉眼泪,就知道当年粟裕心里得有多难受啦。
挺可惜的呀,一直到1984年2月5号那天去世了,粟裕都还留着一个遗憾没解决呢。
粟裕逝世后的第二天,当时担任军委副主席的杨尚昆就给楚青打了电话,说:“粟裕心里一直有个解不开的疙瘩呀,我之前没帮他处理好,心里挺过意不去的。这回在悼词里得想法儿给解决喽,就从正面去说,把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言蜚语都给它推翻掉。”可让人觉着可惜的是,尽管杨尚昆已经很努力了,悼词里也确实给出了挺高的评价,但是对于当年对粟裕的那种错误批判的事儿,却是一个字都没提呀。
1993年的时候,事儿可算是有了转机啦。有秦叔瑾、黄亦凡、黄野松、金治、谭肇之这五位离休的老干部,他们以前都在粟裕手下打过仗呢。这几位老干部一块儿联名给中央交上去了一份报告,叫《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》。军委那边对这事可重视啦。
军委副主席张震将军没过多久就去看望楚青啦,还告诉她中央琢磨着要以发文章的方式给粟裕平反呢,不过得等个恰当的时机才行,这么一来呀,说不定在粟裕逝世十周年之前这事儿落实不了喽。
都等了这么多年啦,楚青心里可清楚这里头的阻力不小呢,所以她就表示能理解啦。
1994年12月25号那天,军委的两位副主席张震还有刘华清一块儿联名发了篇《追忆粟裕同志》的文章,就这么着,算是彻底给粟裕平了反啦。这一天,那可是盼了老长时间喽。
楚青晓得了这事儿以后啊,就去买了两份报纸呢。然后把其中一份给烧了,就当是烧给粟裕的;另一份呢,是烧给王必成的,这人可一直都在为粟裕的事儿四处奔走忙乎着呀。能发展到现在这样的情况,粟裕当年的好些个老部下那可都出了老大的力啦,这么做也算是给大家一个安慰咯。